全球對話: 打造灣區高地,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借鑒世界灣區經驗

  灣區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中國正在不斷探索灣區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與世界著名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大關稅區、法律制度”的現狀,讓大灣區擁有了其它灣區所不具備的后發優勢,但同時也成為大灣區融合發展過程中必須首先面對的挑戰。

  作為后來者的粵港澳大灣區,如何站在前人肩膀上前進,借鑒世界三大知名灣區在金融、科技、產業等各方面取得的先進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實現自身更好更快更可持續的發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6月22日, “2019灣區經濟發展國際論壇”在第八屆中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期間舉辦。本屆國際論壇以“世界灣區 全球對話:新經驗·新技術·新機遇”為主題,邀請了世界級權威專家和灣區經濟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嘉賓,深入探討世界灣區發展趨勢,探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優勢和劣勢,取長補短,把握灣區重點發展方向。

  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廣州市常務副市長陳志英在論壇致辭時表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國際一流灣區的四大硬件:天然便捷的交通良港、配套的交易中心、重要的制造業中心和源源不斷的高素質人才。而金融、科技、創新等基礎素質也大踏步追趕上世界三大標桿灣區。廣州作為國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國際商貿中心和廣東省省會城市將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2日當天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來自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的Giles Chance教授表示,盡管融合的難度很大,但他仍然認為中國人最終能夠找到大灣區建設融合發展的道路。

“南中國引擎”與多中心并融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珠三角”九市,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高達約10.87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了同期韓國的GDP總量。

  廣東財經大學黨委書記黃曉波認為,粵港澳三地的現狀是在一個國家內存在兩種制度、三個法域、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和三種市場開放度。因此,與世界三大灣區在單一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下發展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首先面臨的是制度和體制機制的難題。

  Giles Chance將粵港澳灣區的主要城市與西方城市做了對比,分析了美國和歐盟推進一體化過程中的模式和特征。他認為,大灣區每個城市都是獨立的出口和創新中心,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獨立性。這無疑對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形成挑戰。

  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Giles Chance表示,盡管融合的難度很大,但他仍然認為大灣區的建設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中國人最終能夠找到融合發展的道路。“中國人非常具有企業家精神,他們能夠發現機遇。”他說,是什么讓廣東人過去那么成功?事實上,這是包括香港和臺灣同胞在內的中國人合作的成果,來自香港和臺灣地區的資金,加上廣東人的勤勞與技術。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利庠就指出,歷史學家湯因比發現,最有生命力的東西不是人為區域的劃分,而是擁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礎,只是被人為劃分為幾塊。對于爭議頗多的所謂“中心”問題,他直言大灣區第一個定位就是“不能內斗”。大灣區的定位一定是多元的、多中心的。香港是中心,廣州是中心,深圳是中心,只不過是不同的中心。“多中心共同并融,這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

  就當前灣區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全國人大財經委原副主任委員、九三學社原中央副主席、著名統計教育家與經濟計量學家賀鏗認為,穗、深、港、澳已形成各自經濟優勢,大灣區建設應尊重經濟規律,從實際出發,揚長避短。比如,應該充分發揮香港金融中心的優勢和深圳已形成的研發基地的雛形,避免重復建設。

  他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可借鑒東京灣經驗,考慮在南沙新區和惠州、佛山等衛星城市著力發展高端制造業。讓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同時具有紐約、舊金山、東京灣三大灣區經濟的特點和優勢,成為中國參與和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南中國引擎”。讓AI、IT新技術與實體經濟緊密融合,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誰搶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高地,誰就是未來經濟的引領者,希望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引領者。

  “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只要有寬松的政治環境和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就不愁人才、企業和資本,各種項目會不引自來。” 賀鏗認為,發展大灣區經濟要有比別人更加寬松的政治環境和更加自由平等的營商環境。要像當年發展深圳經濟特區一樣,少說多做,甚至只做不說。在“一國兩制”條件下,內地政府更要深化改革,嚴格按負面清單進行管理。只要清單上沒說不能做,就要允許企業家、創業者大膽去探索。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扣帽子,即使出了問題,也要主動幫助化解矛盾。

  “與世界各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有比較大的腹地,有非常好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及有一些國際上很有競爭力的城市,如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國際創新城市深圳,以及國際貿易大城廣州。同時,大灣區的城市之間產業互補性較強,可以取長補短。”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曾智華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也表示。

  “大灣區是時代的產物,什么樣的年代產生什么樣的大灣區。” 張利庠表示,在全球貿易大發展的年代誕生了紐約灣區,后來計算機技術與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誕生舊金山灣區,而到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美國制造業向亞洲轉移,日本制造業崛起促成了東京灣區。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在虛擬經濟大發展時代下誕生的,虛擬經濟輔佐并深度融合傳統產業,應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二個定位。

  

  6月22日,“2019灣區經濟發展國際論壇”在第八屆中

  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期間舉辦。(李艷霞)

產業布局三大亮點:金融+科技+海洋經濟

  過去十幾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不管是數字經濟的規模,還是數字經濟的產出占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比重。但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看,它也不是沒有短板。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呂鐵表示,比如數字技術的基礎研究方面,高精尖的人才方面,以及數字技術助力傳統產業升級改造、提升效率方面。

  在他看來,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一個重要的方面不能忽視,即推動一批能帶動整個產業發展,能把數字技術新研發成果盡快進行產業轉化的排頭兵企業、龍頭企業。這就需要有好的制度、環境、好的創新創業形態,更重要的是培育領先的市場。領先企業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和基礎創新能力,對整個數字技術的發展、產業化,對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對于后發國家而言,領先市場建設也有助于擺脫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是實現后發追趕的一種務實的選擇。” 呂鐵說。

  在金融方面,如何借鑒華爾街的經驗,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和金融?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陸晨認為,在金融上“善良比聰明重要”,華爾街所有的基石就建立三個“信”,一是信用,二是信任,三是信仰。在金融創新方面,主要是兩個途徑,要么從上而下,要么從下而上,美國人的方向基本上是從下而上。但在美國金融衍生品發展歷史中,政府推動也起到重要作用。

  怎么借鑒紐約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經驗?歸結起來,一是人才,二是制度,三是寬松的政治經濟環境,四是不斷的創新。陸晨指出,“資本主義里面很奇妙的東西是,他把很壞的東西擱在一起產生了市場里面價格發現功能和流動性”。他認為,借鑒別的大灣區的經驗,最重要的不是復制,而是要創造過去從來沒有的,這里面一定會有風險。他認為,應該從制度和人才開始,對企業簡政放權,給予更多自主性,讓企業自己去選擇、發展什么,自主去發展。同時,陸晨提醒,“任何脫離產業的金融都不能走得很久遠。”

  作為廣東省的省級國資運營公司和產融結合平臺,廣東恒健投資控股公司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恒健控股黨委書記溫文星表示,恒健公司會落實廣東省委省政府的戰略部署,創新產融結合模式,在大灣區積極探索。近年來,恒健發揮自身優勢,布局了千億恒健系的基金群,形成了較強的資本帶動能力。“近幾年公司自籌資金220億元,累計帶動投資規模800億元,服務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振興、創新驅動發展等戰略。”

  下一步,“恒健可以說大有作為”,溫文星透露,未來將圍繞著兩個方面做重點,一是圍繞著公司的發展戰略定位和主板業務,制定服務廣東省委省政府決策部署的具體規劃。加大對中央企業股權的管理和再投資能力的建設,引導央企加大在粵投資。二是構建千億資金群協同能力,加強基金與股權投資,資本市場的協同,形成綜合優勢和聚集效應,顯著提升貫徹省委省政府發展戰略,落實國有資本優化布局和結構優化的目標,提升國有資本的運營能力。

  而在發展海洋經濟方面,廣東財經大學校長于海峰認為,要以全新的思路來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生態經濟圈,加快建設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提高大灣區海洋開放層次和水平;加快建設完善的大灣區海洋產業體系,著力培育特色鮮明的優勢產業集群;加快建設綠色可持續的海洋生態環境,促進大灣區海洋開發向循環利用型轉變。

  他認為,沿海是發展海洋經濟的核心區域和現代海洋產業的集聚區,遠海是優化海洋開發空間格局和資源利用的關鍵樞紐;要將培育現代海洋產業與優化大灣區海洋開發建設空間布局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構建具有粵港澳特點的遠近結合、層次鮮明的空間新布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發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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