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記者 謝中秀 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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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常住人口增量為何領跑?算算背后的經濟賬

  [摘要] 截至2018年年末,廣東、山東、河南三省分別以11346萬人、10047萬人、9605萬人的常住人口總量摘得全國三強;

  時代周報記者 謝中秀 發自北京

  繼31省市區悉數公布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后,各地常住人口和數據流動情況隨之出爐。

  截至2018年年末,廣東、山東、河南三省分別以11346萬人、10047萬人、9605萬人的常住人口總量摘得全國三強;從增量維度考量,廣東、浙江、安徽三省分別以新增177萬人、80萬人、68.8萬人位居全國前三,延續2017年的領先態勢。

  廣東和浙江是經濟因素集聚人口的典型省份。其中,經濟規模總量蟬聯全國第一的廣東,已經連續13年占據常住人口總量全國第一的位置,同時常住人口增量連續四年破百萬。“人口增長與GDP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人口增長推動GDP增長,而經濟增速較高的地區又能進一步吸引人口流入。”光大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文朗分析表示。

  除了經濟優勢的天然吸引力,各省市正充分利用各種政策工具吸納人才。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強調,除了經濟優勢,目前廣東地區的人口政策亦有利于吸引人才,“據我所知,上海有不少IT人才正在往深圳遷移”。

  廣深人口增量領跑

  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與外來人口流入相關性較大,呈現差異化發展。

  根據四個一線城市公布數據整理,截至2018年年末,廣深人口增量最多,分別為49.83萬人和40.6萬人。上海在經歷2017年的常住人口負增長之后,2018年終于微增5.45萬人。同一時期,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下降 0.8%,較2017年增長0.7個百分點,減量達16.5萬人。

  陸銘對時代周報記者解釋認為,前兩年上海常住人口負增長,主要受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影響,“但由于城市自身對勞動力的需求旺盛以及對勞動力的吸引力,所以去年上海的常住人口還是呈現緩慢增長”。

  北京的人口控制更加嚴格。2016?2018年,北京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不斷降低,2016年為37.2%;2017年降低0.6個百分點,為36.6%;2018年則進一步減低1.1個百分點,為35.5%。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國務院參事馬力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近年來對人口進行了一定控制。基于此,外界會擔心是否會影響勞動力的供應以及城市的長遠發展。但需要注意,北京作為首都,它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是天然的。另外,北京并不是完全關閉了窗口,對人才還是繼續開放的。未來的勞動需要依靠素質,以‘人才紅利’而不是‘人口紅利’為基礎。”

  與此相比,廣深兩地常住人口增量領跑,除了經濟發達的天然吸引力,還有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功勞。

  以深圳為例。目前,深圳的落戶要求是:本科以上學歷,年齡在45周歲以下的人員;專科以上學歷,年齡在35周歲以下的人員,交滿6個月社保均可落戶。廣州近期為了吸引人才,也放寬了人才入戶的年齡限制,并且取消了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學歷、高級職稱人員以及擇業期內的留學人員入戶的社保參保年限限制。

  相比之下,上海和北京要求較高。上海要求以“積分落戶為主;北大清華畢業生及博士研究生學歷等11類人才可直接落戶”,北京落戶則以輪候制為主。

  出生率下降改變人口結構

  常住人口增長由自然增長(與出生死亡相關)和機械增長(與人口流入流出相關)兩部分構成。

  從31省市區常住人口和數據流動情況來看,曾經的人口出生大省正面臨不同程度的出生率下降—其中山東出生率從17.54‰下降到13.26‰,下降了4.28個千分點;河南出生率從12.95‰下降到11.72‰,下降了1.23個千分點;廣東也從13.68‰下降到12.79‰,下降了0.89個千分點。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的生育愿望會自然下降,生育率降低。”馬力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道,“這個節點一般是人均GDP一萬美元。在人均GDP小于一萬美元時,經濟發展程度、受教育水平等較低,人們生育愿望較高。但到達一萬美元之后,生育愿望則會降低。直至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生育愿望會再上升。目前,我國人均GDP即將達到一萬美元,疊加此前的生育政策,生育率存在下降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1623萬人,比上年減少200萬人,是近40年來中國出生人口環比下降最多的一年。同期,中國人口出生率從上年的1.24%降至不到1.1%,創近年來新低。

  “生育率降低,給一個省份帶來的主要影響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出生人口減少后,老齡人口、適齡勞動人口、小孩之間比例不協調的問題隨之而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轉移支付能力挑戰和代際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馬力向時代周報記者指出。

  核心城市成風向標

  中泰證券研究所宏觀策略首席分析師梁中華指出,2018年,我國31省市區人口流動充分體現了“東遷”和“南下”的特點:2018年,10個東部省市中有7個為人口凈流入地區,人口凈流入量為99.3萬人,此為“東遷”;以秦嶺—淮河為線大致劃分中國南北方省份,2018年南方省份凈流入人口高達197.5萬人,人口凈流入地區基本都分布在南方,此為“南下”。

  時代周報記者注意到,如將常住人口視作變量,區域核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帶動越來越明顯。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四大城市群呈現不同的狀態。

  粵港澳大灣區內,深圳、廣州對周邊城市帶動情況較好,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也在快速發展。其中,佛山、珠海人口增量較多:2018年,佛山常住人口增量達24.9萬人,珠海常住人口增量達12.57萬人。根據2018年各城市人口凈流入情況排名,佛山位于全國人口流入城市第八位,珠海距離第十名僅差7.13萬人。陸銘表示,這屬于比較好的核心城市帶動周邊城市增長的例子。

  相比之下,長三角一體化城市群在人口增長的區域協同方面,顯得有些錯位:受政策影響,核心城市上海的人口數量向外流動,導致周邊城市人口增加。雖然最終結果顯示區域人口仍在快速增長,但上海的核心帶動能力并未得以凸顯。

  陸銘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這兩大城市群,區域內城市之間的人均GDP差距都在縮小。但粵港澳大灣區是廣深GDP份額上升,同時人口份額上升;長三角則是由于上海GDP規模下降,但人口份額上升帶來人均GDP下降,以至于和周邊其他城市差距縮小。”

  “合理的都市圈發展方式,應該是以核心城市輻射周邊。在大灣區,廣州和深圳兩個城市的帶動作用表現得非常明顯,有利于區域協同發展。反觀上海,受制于人口政策、建設用地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等限制,核心城市地位并未完全發揮,在長三角一體化區域集聚和協同發展方面可能會有牽制。”陸銘進一步解釋指出。

  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減少16.5萬人,天津增量為2.73萬人。京津冀的13個城市中,共有11個城市常住人口呈正增長,增量總量為31.23萬人。其中石家莊增量最高,為7.17萬人;其次為廊坊,為5.4萬人。

  梁中華表示,從數據來看,北京流出人口并未全部流至天津、河北。根據某招聘機構研究院數據,在2018年第四季度北京外流人才去向統計中,北京外流人口中有8.66%流向天津,其余還有6.30%流向杭州、4.59%流向西安、4.05%流向成都。

  與此同時,成渝城市群發展迅猛。2018年年末,成都常住人口1633萬人,增量達28.53萬人;重慶常住人口總量3101.79萬人,增量26.63萬人—增量分別位于全國第五、第六位,僅次于西安和杭州。

  “受成都、重慶‘雙子星’影響,整個成渝城市群的人口增長也非常可觀。”梁中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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